《布达佩斯大饭店》被普遍认为是献给“昨日世界”的电影在致敬茨威格的《布达佩斯大饭店》中，导演韦斯·安德森和他的团队用虚构的故事影射了两次世界大战间欧洲各界人士的丰富群像。故事发生在现实中不存在的国家Zubrowka，而非匈牙利的首都，不过电影反映出的彼时中欧地区的社会张力却是有迹可循的。一百年前，在奥地利的首都，也是昔日奥匈帝国的两个首都之一的维也纳，政治界和文化界的精英们在酝酿着一场即将震撼世界的风暴，他们后来也的确做到了。那时的维也纳，成分有多复杂？有一段经典的评价：“如果一座城市能产生弗洛伊德、维特根斯坦、马勒、勋伯格、波普尔、哈耶克、克里姆特、卢斯——和希特勒——那么其中显然发生着重要之事……”在维也纳大学哲学系，更是形成了哲学家团体——维也纳学圈（德语：Wiener Kreis）。英国学者大卫·埃德蒙兹在其新书《进步知识分子的死与生：两次大战间的维也纳新哲学与石里克的遇害》中，详细介绍了这一哲学团体的兴起与衰落、成员的生平以及它与那个时代的联系。石里克是谁？他又为何遇害？在国内为数不多的科学哲学专业中，事情被描述为：“维也纳学圈领袖石里克被一个有精神病的学生杀害。”这样充满意外色彩的描述使我们忽略了这一事件的时代背景，而脱离时代背景的哲学史，难免显得盲目与空洞。与传统的哲学综述不同，《进步知识分子的死与生》一书中有大量关于哲学家生活的细节描写，以展示人物的个性，而非把重心放在维也纳学圈的哲学主张上。学圈的代表人物石里克、卡尔纳普、纽拉特、哥德尔等人，以及外围的维特根斯坦、波普尔等人悉数亮相。从一战后发生在咖啡馆的小型讨论，到1929年维也纳学圈宣言里，到领袖遇刺后的群龙无首，再到纳粹势力导致的彻底的分崩离析，身为哲学博士的作者埃德蒙兹化身一位小说家，为我们呈现了一副旧世界群像。本书对哲学史研究者一个重要启示：哲学史的发展有太多理性之外的因素，包括政治环境、学院建制，还有哲学家之间的人际关系，当我们掌握了这些哲学教材外的事实，一切的因果联系便清晰了很多。《进步知识分子的死与生》
作为理论哲学的核心之一，形而上学关注世界的本原，它一度是哲学的狭义说法。随着近现代科学的发展，探究世界的构成和变化这一重大使命，逐渐从哲学移交给了科学，显然，原子理论、能量守恒定律、元素周期律、演化论等，要比思辨得出的哲学和神学更有说服力。科学家们对旧哲学感到痛心疾首，决心以科学的方式改造它。物理学家恩斯特·马赫率先提出经验主义，为维也纳学圈踏实严谨的学风打下了基础。1922年，40岁的德国人莫里茨·石里克在维也纳大学哲学系获得教席，他曾是物理学博士，导师就是大名鼎鼎的马克斯·普朗克，那个无意间推开量子力学大门的人。从物理学转到哲学领域的石里克很快在维也纳大学哲学系找到了其他几位有着相似经历的志同道合者，包括汉斯·哈恩、弗里德里希·魏斯曼、鲁道夫·卡尔纳普、奥托·纽拉特等人。这群新经验主义哲学家要干一件大事：用科学改造哲学，使哲学成为科学的婢女。为了达成这一目标，首先要做的，就是明确“什么是哲学”，学圈喜欢借用苏格兰先哲大卫·休谟在《人类理解研究》中的经典暴论：如果我们手里拿着任何一本书，例如关于神学的书或者关于形而上学的书，我们就可以问一下：它含有任何关于量和书的抽象推理么？没有。它含有任何关于事实和存在的经验推理么？没有。那么就可以把它付之一炬，因为除了诡辩和幻觉之外，它一无所有。熟悉西哲的读者都知道，休谟对于归纳问题的诘问一度使英国和欧陆的哲学陷入了认识论危机，18世纪的康德天才般地用“先天综合判断”缝合了逻辑与经验这两大知识来源。而维也纳学圈（并非所有成员）对康德并不买账，执意退回到前康德时代，保持“分析——综合”的二分。至于德国古典哲学的另一位巨匠黑格尔以及和他们同时代的海德格尔，学圈更是完全否定其哲学中的认知意义。维也纳学圈致力于把无法得到实证的形而上学从哲学中驱逐出去，例如“世界的本原是无意识”之类的命题。这群亲近科学的哲学家极度推崇自己的老本行，梦想用科学、逻辑的语言一统对世界的解释。学圈十分崇拜爱因斯坦，因为他的实证精神和人格魅力，他访问维也纳时，得到了石里克的款待。受到学圈最高礼遇的还有英国绅士罗素，以及罗素的学生，维也纳本地的天才——维特根斯坦。耶拿大学的弗雷格、剑桥大学的罗素和维特根斯坦推动了哲学史上的重大转向，他们对维也纳学圈的逻辑实证主义影响也很大。脾气古怪的维特根斯坦成为了学圈公认的偶像，他的《逻辑哲学论》如同学圈的圣经，当然，这位天才不会成为学圈的成员，他认为哲学家应该保持独立，不应该形成圈子。如果认为哲学史只是哲学家们的思辨活动的历史，那就无法真的理解他们思想中，不以书面形式呈现的那部分。按照二战后美国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的说法，科学革命的本质“范式迁移”(Paradigm Shift)是一种非理性的活动，这种科学家团体抛弃一个旧范式，转而信仰一个新范式的过程主要受科学外部的因素支配，例如政策、社会思潮、经济等因素。维也纳学圈对形而上学的摒弃和对逻辑实证主义的召唤，自然也不全然是智识层面的，他们努力营造的客观理性态度，有着外部因素的影响。一战结束后，奥匈帝国解体，占奥地利总人口1/3的维也纳起初是红色的，1919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通过选举赢得了维也纳议会的多数席位，这个红色政权不同于列宁和托洛茨基1917年在俄国缔造的那个（巧合的是，这两人曾在维也纳流亡），红色维也纳(Rotes Wien)主张以温和的改革为工农阶级谋求福利，在市长雅各·罗伊曼的领导下，维也纳市政府开展了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实践，例如推行八小时工作制，提倡男女平等，建立公屋体系，在公共教育领域，学圈的创始成员纽拉特被委以重任，他与红色维也纳都可以被看作是马克思-边沁主义的实践者。带着逻辑实证主义的务实精神，纽拉特利用政府资金开办了“社会和经济博物馆”，其展出的内容以图画的形式呈现给民众。他的合作者是艺术家格尔德·阿恩茨，以及玛丽·赖德迈斯特，后来，玛丽从纽拉特的情妇变成了妻子。他们受邀帮助苏联建立了图示统计所，为斯大林开始的五年计划做了图示，但统计所后续的工作越发脱离了纽拉特的控制，其宣传性盖过了本应有的实证精神。
纽拉特的Isotype实例，图源网站Isotype Revisited
纽拉特和玛丽还于1935年创立了国际文字图像教育系统(International
System of Typographic Picture Education)，简称Isotype。这项工程有着强烈的社会主义色彩：在识字率不高的时代，为工人阶级带来简单易懂的信息，打破知识阶层对信息的垄断，“信息即解放”。纽拉特的图像活动也是社会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的交叉点，维也纳学圈反对含糊的措辞，力求简单，不加修饰。Isotype也完全可以看作是美术史上现代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虽然社民党取得了首都的执政权，但奥地利这个天主教国家仍有强大的右翼保守势力，他们破坏红色维也纳的社会秩序，在1927年引起过流血冲突。30年代，随着纳粹在德国上台，以及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内部的温和-激进的分化，这座城市越发动荡，反犹主义大行其道，悲惨的事，维也纳学圈大多数成员，除了领袖石里克，几乎都有犹太血统，包括行走在学圈外围的维特根斯坦和波普尔，或者和犹太人关系密切。不同于简单的“加害-被害”图景，在学圈成员的表述中，我们发现反犹主义的意识形态甚至毒害了犹太知识分子自身，维特根斯坦推崇臭名昭著的《性与性格》,他认为，犹太人“鬼鬼祟祟，贪图金钱，没有原创能力”；波普尔直到二战后，也认为犹太人应该远离政治。1934年，奥地利爆发左右翼之间的内战，红色维也纳时代结束，亲法西斯的政府上台，1938年，“德奥合并”。不管如何看待自己或亲朋的犹太身份，这群知识分子都开始受到社会的排挤，在维也纳大学，同僚和学生们不再尊重他们。他们反形而上学的哲学，也被认为背弃了康德、黑格尔、尼采等人建立的德意志哲学传统，是毒害青年的犹太哲学。1936年，学圈领袖石里克遭到一位学生的刺杀，这件事与一桩三角恋有关，但这位学生被捕后，媒体纷纷对行凶者发出辩解，称这位学生就是在学习了逻辑实证主义之后才变得精神错乱。石里克去世后，学圈群龙无首，而他们确实没法继续在这个城市，或者说，没法这个大陆生活下去了，欧陆范围内的反犹浪潮把他们逼向了两个目的地：英国和美国。其实在右翼政府还没上台，石里克还活着时，学圈内就有多名成员在寻找机会前往外国了，社会氛围是一方面，更主要的原因可能是收入问题。维也纳大学的薪水令他们难以养活自己，有些职位甚至没有工资，于是，费格尔于1931年赴美任教；卡尔纳普前往布拉格，后在美国哲学家W.V.O.蒯因的帮助下来到美国；纽拉特被苏联政府拖欠薪水，携情妇玛丽到荷兰继续他们的图像事业，再后来辗转去了英国。在英国，有识之士为了接纳欧陆的犹太学者，成立了“学者援助委员会”（AAC），后更名为“科学与学术保护协会”（SPSL），其中的一位工作者，埃斯特·辛普森替这群流亡者做了很多工作，辛普森女士帮助纽拉特——这个英国敌国的逃难侨民从羁押营里解脱，并在牛津获得了一份工作，在此过程中，爱因斯坦也帮了不少忙，他在战时经常帮犹太同胞写推荐信。AAC成立宣言，图源 Council for Assisting Refugee Academics（CARA）官网。1999年，前身为AAC的SPSL正式更名为CARA。该组织至今仍在为处境艰难的学者提供援助。学圈成员们在来到英美后，并非都像纽拉特和卡尔纳普那样过上了顺利的学术生活，1959年，魏斯曼在孤独中去世；了不起的逻辑学家哥德尔在美国受到了人们的爱戴，挚友爱因斯坦在1955年的去世给他沉重打击，后来他饱受精神和肉体双重病痛，痛苦地活到1978年才去世。维特根斯坦由于早早移民到了英国，避免了很多麻烦，他将语言分析哲学带到了“语言游戏”的阶段，1953年，《哲学研究》在其去世后出版。学圈在离散的同时，其共同信仰的逻辑实证主义也遭到了瓦解，对此，说出“恐怕我必须为此承担责任”的，是波普尔。在维也纳期间，石里克嫌波普尔说话太粗鲁，不愿让其参与讨论，这个学圈的边缘人，一度只能教授手工和唱歌。1937年他去远离人烟的新西兰任教，一呆就是8年，他在那里完成了巨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二战后，他在哈耶克等人的迎接下来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波普尔在政治哲学领域遭到了两极分化的评价，但在科学哲学界，他的证伪主义，亦即批判理性主义，至今仍有着实用价值：波普尔把可证伪性当作划分科学与伪科学的标准，这样一来，精神分析和占星术等无法被证伪的学说就不被认为是科学。1951年，W.V.O.蒯因发表了著名的论文《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粉碎了分析/综合的二分，并认为“一切有意义陈述都可还原到直接经验”的看法不成立，这又给维也纳学圈的思想一个沉重的打击。经过战火的洗礼，忙于生计的学圈成员们将注意力放在英语世界的新生活上，自然也无意复兴曾经那个盛极一时的团体。逻辑实证主义真的被杀死了吗？一方面，如今英美的大学哲学系里，分析传统下的哲学占据主导地位，造成这一局面的，一定有维也纳学圈。虽然很难描述分析哲学与逻辑实证主义之间的关系——10个学者会给出11种答案，但毫无疑问，逻辑实证主义被分析哲学吸收了，在这种意义上，逻辑实证主义并没有被杀死。另一方面，在科学哲学——这门哲学的子学科里，库恩用相对主义和历史主义反对了此前那看上去有些古板的逻辑实证主义，进而为布鲁诺·拉图尔等人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开辟了道路。但把问题的阶序上升一层来看，历史主义所关注的科学史，或拉图尔在实验室里做的“田野调查”，不也是经验主义的吗？历史和第一手资料都是经验！这样看，维也纳学圈最基础的主张“逻辑和经验是认识世界的基础”仍然被科技哲学的研究者实践着。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被认为是实证主义的先驱，他将建立“实证社会”作为理想，这一理想在今天显然未能实现，甚至离它越来越远了。正如埃德蒙兹在前言中所述，我们生活在“假新闻”满天飞的“后真相”时代，经验主义对我们很是重要。我们生活在充斥着信息的赛博世界，逻辑与经验仍是认识世界的两把武器，耐心地使用这两把武器，有助于帮我们保持清醒。似乎还少点什么：价值与伦理呢？学圈对此是何态度？《黑镜》
学圈对此并无统一态度，纽拉特追随“最大幸福原则”，维特根斯坦说“对于不可言说的，我们必须保持沉默”。学圈的哲学家在方法领域的意见较为近似，在对价值的理解上则各不相同，《进步知识分子的死与生》的作者避免将学圈描述成铁板一块，对几位主要成员的生活细节描写能做到有理有据，标明了出处，也算是践行了实证精神。至于言语间对他们暗暗的臧否，则使作者埃德蒙兹自己无形中成了全书中又一个富有个性的存在。